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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來源於冰川思享號 作者熊志

　　持續多年的“粵蘇之爭”，出現了一些懸念。

　　今年一季度經濟數據顯示，江蘇的GDP增量和增速雙雙超越廣東。其中，GDP增速領先了1.8個百分點；在江蘇猛追下，粵蘇季度GDP差額，縮小到只有500億元左右。

　　一時間，江蘇趕超廣東的聲音不絕於耳。

　　自1989年開始，廣東的經濟總量已經連續34年保持第一。如今，經濟第一大省的稱號，就要易主了？

　　歷史上，廣東並非一直都是經濟第一大省。

　　1978年，廣東經濟排在全國第五，而彼時的江蘇位列全國第二。乘着改革開放的東風，廣東一路超車，在十年後的1989年，開始拿下GDP霸主的頭銜。

　　儘管在超越江蘇之後，廣東一路狂奔，穩坐經濟第一大省的位置三十多年，但粵蘇之爭的故事，並沒有走向終結。兩大經濟強省的你追我趕，也成了坊間這些年津津樂道的話題，一些網友甚至吵得不可開交。

　　從一季度數據來看，廣東能否持續保持領先，變數更大了。

　　而回顧近幾十年的數據會發現，江蘇反超廣東，並不是一種虛幻的想象。

　　比如，在2013年到2015年，江蘇和廣東的差距，一度縮小到3000億元上下。不過，在新冠爆發前的2019年，廣東再次發力，將差距擴大到9000億元規模。

　　但2019年，也成爲粵蘇之爭一箇小小的拐點。

　　此後幾年，江蘇的GDP增速連年領先廣東，二者的差距逐漸縮小，一直到今年一季度，廣東只剩下500億元的領先優勢，經濟第一大省的地位岌岌可危。

　　廣東這幾年沒跑贏江蘇，原因並不複雜：新冠以來，全球供應鏈被切斷，作爲外貿第一大省，廣東的經濟首當其衝。

　　現在，新冠雖已結束，但經濟全球化遭遇“脫鉤斷鏈”衝擊，供應鏈重構，這給外向型經濟特徵明顯的廣東，依舊造成了不小衝擊。

　　這一點，我們看看廣東幾個頭部城市的進出口數據，可以說是一目瞭然。今年一季度，除了深圳同比增長高達28.8%外，東莞同比增長只有0.6%，廣州是1.7%，佛山則是同比減少33.1%，堪稱斷崖式下滑。

　　當然，還是那句話，一季度數據的參考意義有限，不排除下半年廣東發力，繼續拉開優勢。不過，至少從當前數據看，江蘇離反超廣東確實又近了一步。

　　粵蘇之爭之所以備受關注，不僅是因爲“一哥”之爭天然具有話題度，更在於，廣東和江蘇所代表的兩種發展模式，在全國有相當強的代表性。

　　粵蘇之爭，也是模式之爭。

　　如果我們將視角放在城市首位度的層面，可以看到二者的明顯差異。

　　經濟強勁的廣東，坐擁廣州、深圳兩大一線城市，擁有珠三角這個強大的發動機，源源不斷地虹吸全國的經濟資源，實現集聚效應。

　　在產值的空間分佈上，廣東是高度集中的，珠三角九市的GDP全省佔比達到八成左右。但與此同時，粵東西北由於地理、區位的限制，成爲了發展的窪地。

　　像河源、雲浮這些城市，GDP只有千億出頭，廣東省內的貧富分化程度，是全國最嚴重的地區，沒有之一。爲此，省會廣州不得不進行持續的財政輸血，扶持兄弟城市的發展。

　　相較於廣東的兩極分化，江蘇則是全國均衡發展的典型，它的城市梯隊結構，組成了一種羣狼式的完美陣型。

　　作爲經濟第二大省，江蘇沒有一線城市，但擁有五個GDP萬億城市，數量全國最多。

　　2萬億檔有蘇州，1.5萬億檔有南京和無錫，萬億檔有南通和常州。GDP倒數第一的連雲港，也有4000億多，放在廣東的21市中，可以排到第六名。

　　如今的江蘇，被稱爲是最散裝的省份，蘇南、蘇中、蘇北等地能形成散裝的分立格局，前提是它們的發展水平都不差。蘇中、蘇北的GDP全省佔比都超過20%，誰都有不服氣的資本。

　　所以，不像蘇南蘇北人那樣“掐來掐去”，廣東的珠三角和粵東西北根本就“打”不起來，畢竟經濟層面是全面碾壓——經濟上沒有話語權，本地人都跑去珠三角打工了，怎麼可能會散裝得起來呢？

　　爲什麼廣東和江蘇，一箇集中到過頭，一箇均衡到極致？

　　一箇重要因素在於，粵東西北有地理阻隔，廣州歷史上就是通商口岸，深圳是特區、改革開放的前沿，在對外貿易過程中，擁有先天優勢，經過多年的發展，廣東的經濟產值自然集聚到廣深領銜的珠三角。

　　改革開放後，江蘇鄉鎮企業異軍突起，“蘇南模式”的逐漸成型讓江蘇經濟駛上快車道，同時也造就了發達的縣域經濟。

　　江蘇是百強縣數量最多的省份，僅僅是崑山一地的GDP，就超過了5000億元，直追廣東的惠州。

　　可以這樣說，同樣是改革開放，同樣是招引外資，廣東是以珠三角單核驅動，尤其是廣州和深圳，來作爲資源配置中心，吸引全球的技術、資本等資源要素。

　　江蘇則完全不同，省內沒有這樣一箇強大的資源配置中心。縣域經濟發達的城市，自身實力都不弱，接入全球分工，全憑各自的本事。就算需要一箇中間樞紐，那也是上海，而不是南京或者蘇州。

　　這種集中、均衡的差異，跟兩省所處的區位相關。

　　江蘇所在的長三角，上海是絕對的龍頭，江蘇的衆多城市，在產業鏈的上下游位置上，其實是相對平等的，它們都爲上海做產業配套，都接受上海的輻射。

　　這也意味着，江蘇缺少足夠多的鏈主企業，鏈主企業往往都在上海。

　　所以我們看到，縣域經濟強大的江蘇，民企500強數量能遠超廣東，2023年江蘇入圍企業是89個，廣東是50個，但江蘇位於全國塔尖的龍頭企業數量較少，不像廣東那樣，擁有騰訊、萬科、比亞迪、正威等衆多響噹噹的民企。

　　也因爲有龍頭企業撐着，廣東民企500強的入圍企業雖然要少很多，它們的營收總規模卻只比江蘇少2000億元左右。

　　由此可見，江蘇的散裝，幾乎是全方位的。不僅區域落差小，城市間的實力旗鼓相當，就連頭部民企的實力，看上去也更加均衡。

　　廣東和江蘇，誰能笑到最後？

　　或許，我們可以換一箇問法：集中發展和均衡發展，到底誰會勝出？

　　如果從模式之爭的角度，去看待粵蘇之爭，可以得出一箇粗淺的結論：哪怕經濟第一大省的位置易主，廣東和江蘇在較長一段時間內，都很難建立絕對的領先優勢。

　　資源集中，有利於規模效應，但抗風險能力更弱；均衡發展，後勁更足，但缺少龍頭去全國搶資源。發展模式並沒有絕對的好與壞，就像強省會戰略，無所謂對不對，只有適合不適合。

　　因此，粵蘇之間的追趕才能一直持續三十多年，始終拉不開差距。它們的落後與領先，不是取決於模式的優劣，而是取決於自身的調整能力。

　　事實上，2013年到2015年前後，江蘇一度逼近廣東，這也是因爲廣東前些年率先開啓“騰籠換鳥”，淘汰了大量產業。在度過了轉型升級的陣痛期後，憑藉着高新技術產業的發展，廣東很快又將優勢擴大化。

　　近幾年，江蘇步步緊逼，大有反超廣東的趨勢。但拉長週期來看，誰能保證江蘇能一直維持增速領先狀態，而外貿承壓的廣東不會及時調整呢？

　　經濟第一大省之爭，未來依舊大有懸念。也恰恰是因爲有懸念，粵蘇兩省都很難建立壓倒性優勢，不過，這也好，這樣它們纔有足夠的競爭壓力，去當好全國經濟的火車頭。